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

如果社会的稳定性和期望整合更值得追求，那么社会就应该把期望落实到规范性领域，并加以明确表述。(30)而法律是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因此合法/不合法的二值区分能对社会秩序形成产生正导向。

期望的期望(Erwartungen von Erwartungen)指明了一种双重关联性的存在。儿女会长大成人，独立生活。在双重偶联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⑨我们的很多行动取决于别人如何行动，在无法预期别人会如何行动时，我们就很难保证自己行动的确定性。(48)更为严重的是，在心理机制上人们会建构起规则不可信之感，制度不公正之感，这对法治社会的建立都是具有消解作用的。在具体方式上，法律可以作为依次进行的程序步骤(例如诉讼法中的整个流程设计及其完善，包括立案登记制改革)、作为法律演化的途径(例如通过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将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以及作为法律运作实践中的结构调整(例如针对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引入公益诉讼并逐步进行完善)，实现国家治理问题的解决。

(26)同前注⑤，费孝通书，第6～7页。在时间维度上，法律的功能价值在于：当诸多期望能够以在时间上稳定的方式得到确保，那么法律就会产生社会性的积极效果。贝卡里亚曾不厌其烦地告诫立法者，要把法律制定得罪刑相适应，要使刑罚具有确定性和必定性，就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

如此一来，如果《唐律》对罪质与罪量、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没有更为科学的立法技术予以保障的话，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的现象就可能普遍存在。三是立法技术的比较研究，比如《唐律》与《明律》、日本刑事立法之间的立法技术比较等③。其三，与犯罪构成中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相比，量刑制度中的立法技术更为复杂，也更为系统。即军务要速，量事权置者，不用此律。

监当主司知而听者，并计所知，同私驮载法。这实为程序法欠缺时代，保障司法公正的制度建构。

其受田多者，各准此法为罪。为何说本罪有一亩及以上这一定量的要求？除了条文的表述之外，从相邻条文的比较也能看出问题之所在。‘若由题署者误，谓元题署者错误，即罪其题署之人，驿使不坐。(3)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计户内所受之田，假有受田五十亩，十亩荒芜，户主笞三十，故云一分笞三十。

立法技术作为立法活动所应体现与遵循的技巧、机能的总称，自人类制定法律伊始，就在立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本条疏议曰：文书行下，各有所诣，应封题署者，具注所诣州府。数学的确定性或工具性是举世公认的，任何科学都比不上数学的确实性。

若放十五人，一日亦合绞。也正是数学思维，定量技术具有客观实在性、规律性、严密性、精确性、系统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定量技术能够引导刑事立法走向科学化、客观化，能够把罪刑关系所蕴含的阶梯通过科学的递增公式表现出来⑨。

此外，诸篇对加刑也有严格的限制：(1)加者数满乃坐，即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量才能加等。以犯罪行为及其持续时间作为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根据，这主要存在于《唐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中。

既然如此，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也会延伸至《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它不仅从定性上对具体量刑事实的范围与内容作出规定，而且以定量技术把具体量刑事实对最终量刑结果的影响予以程式化，实现了审判官量刑的法定化、精确化。比如，《户婚》第170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户婚》第163条规定的卖口分田犯罪亦是如此。4.定性+数额大小 对于窃盗、受贿等财产犯罪而言，犯罪数额不仅体现着犯罪的危害程度，而且对审判官的量刑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使人乃不依题署，误诣他所，因此稽程者，随所稽留，准上条行书稽留之程减二等，谓违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可见，《唐律》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明确了刑法打击的重点与宽宥的对象，这对于合理划定犯罪圈具有积极意义，具有犯罪构成的解释性功能。

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皆累为坐。从本条规定的一亩以下笞五十这一规定来看，它在犯罪构成判断上是典型的定性，即使侵占的田地为一亩以下，也要笞五十，这与《户婚》第164条所规定的一亩笞十明显不同。

如系荒田，这种定量要求则变更为一亩以下笞二十，五亩加一等。本罪在坐赃致罪这一定性之下，然后以坐赃的数量标准，作为审判官认定犯罪的依据，即坐赃致罪一尺以上才构成犯罪。

(6)对夫妻相犯以夫→妻→媵→妾的尊卑档次，作为行为性质区分量化的档次，如《斗讼》第325条。一分加一等，即二十亩笞四十，三十亩笞五十，四十亩杖六十，五十亩杖七十。

尽管本条对在官无故亡这一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是一日，但是随着日期的递增，本罪的量刑结果也由最初的笞五十，而向笞六十笞七十……杖一百等增加。二、《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特点 通过上述对《唐律》条文结构及内容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具有下列两个基本特点。比如，《捕亡》第459条规定：诸流徒囚，役限内而亡者，(犯流、徒应配及移乡人，未到配所而亡者，亦同。可见，对国家宽宥的轻罪而言，采用定性与量刑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就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整体犯罪门槛，把那些唐朝统治者认为不严重的行为排除在刑法之外，否则轻罪也会被判处重罚，危害不大的行为也会被定罪，因而是滥用刑法。

三人各过十一斤，各笞二十。综上所述，《唐律》在立法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后期各朝法典编纂的楷模。

比如，《杂律》第464条规定：诸在官无故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13)参见赵廷光《论量刑精确制导》，《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定性基础上，把定量立法技术运用到刑法规范建构中，才能为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提供强力的规范依据，司法公正才能有所保障。再比如《户婚》第167条规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

(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以受所监临财物者为例，它的定量要求是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

对此，我们决不能站在现在法制发展的视角，对其予以全盘否定。也就是说，《唐律》条文结构的特色在于详细规定具体个罪中的量刑事实及量刑方法，从而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指南。

②参见钱大群《唐律立法量化技术运用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

这一犯罪的一日笞二十为A，三日加一等为B，罪止徒一年半为C。《唐律》对这种时间长短的设置各有不同。